一些整合技术研究的支持者呼吁以「积极行动原则」以调整，甚或替代，当前经常导致限缩研究发展空间的「小心谨慎原则」。要采取积极行动原则，必需在整体权衡上胜于任何可能造成的特定伤害。根据这样原则衍生的政策，包含对新技术应用规范有限责任（limited liability）的法令，以及对于人们选择新疗法条件的自由化。

除非造成人类大灭绝，整合技术发展即使导致一些实际的负面结果，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。当这些结果充分实现，社会的价值系统将早已顺应变迁。这些负面影响，将被视为为该些进展所带来的利益，所需付出的合理代价。毕竟，一百年前的悲观预言者，也准确预言了汽车与飞机的扩散将导致环境污染。可是我们当时该听他们的话吗？

当对人类能力与表现的强化，融入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演化历史的重要性便会逐渐式微。诚然，一旦整个世代的人都习于人造肢体、硅芯片植入、奈米机器医疗等，再去谈我们从狩猎者-采集者祖先继承的基因遗产，听来若非保守，也会显得饶富复古风情。这就像在今天若还毕恭毕敬地谈「传统」，有时听来也不合时宜。达尔文也终将与他十九世纪同志马克斯与弗罗伊德，踏上同样的路。

Ray Kurzweil与Bill Joy等超人主义预言者（Transhumanist visionaries）对基因技术、奈米技术，与机器人学最近与可预见的发展，所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高度疑虑，表现出对社会科学想象力的缺乏。他们忽略了「需求是发明之母。」整合技术的发展，与其说会引发另一场冷战，更可能促成一种普遍的，将国防与医疗照护合并的「福利科学」。

奈米技术对研究与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强度，历史上最近似的模拟是信息技术。也在一个世代间，计算机就普及全球成为知识与财富生产的媒介。如果发展得宜，奈米技术在2050年占有的角色，将可能类似于2000年的信息技术。

对于整合科技，「管制」应被广义地理解为，包含对于可能危害与不平等的预期，以及旨在鼓励相关研发创新的租税减免与法律保障。由于这些创新具有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人类处境的潜力，任何管制，均应包含鼓励与惩罚措施。

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在整合技术发展的角色，主要在于「管制」研究，却不是去规定其确切时程、或主导支配其发展所需的资源。实际研究的速度与方向，均应留给相关科技领域的专家。

人类表现的边际进步、往往就能启动全球创造财富能力的大跳跃，因此「整合技术发展」（converging technologies agenda）将在一个世代内带来利益。这或许包括减少因疾病带来的工作日损失，以及增加一两年能有效工作的年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