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整合技術研究的支持者呼籲以「積極行動原則」以調整，甚或替代，當前經常導致限縮研究發展空間的「小心謹慎原則」。要採取積極行動原則，必需在整體權衡上勝於任何可能造成的特定傷害。根據這樣原則衍生的政策，包含對新技術應用規範有限責任（limited liability）的法令，以及對於人們選擇新療法條件的自由化。

除非造成人類大滅絕，整合技術發展即使導致一些實際的負面結果，其實也沒有多大關係。當這些結果充分實現，社會的價值系統將早已順應變遷。這些負面影響，將被視為為該些進展所帶來的利益，所需付出的合理代價。畢竟，一百年前的悲觀論者，也準確預言了汽車與飛機的擴散將導致環境污染。可是我們當時該聽他們的話嗎？

當對人類能力與表現的強化，融入每天的生活中，我們演化歷史的重要性便會逐漸式微。誠然，一旦整個世代的人都習於人造肢體、矽晶片植入、奈米機器醫療等，再去談我們從狩獵者-採集者祖先繼承的基因遺產，聽來若非保守，也會顯得饒富復古風情。這就像在今天若還畢恭畢敬地談「傳統」，有時聽來也不合時宜。達爾文也終將與他十九世紀同志馬克斯與佛洛依德，踏上同樣的路。

Ray Kurzweil與Bill Joy等超人主義預言者（Transhumanist visionaries）對基因技術、奈米技術，與機器人學最近與可預見的發展，所可能帶來安全威脅的高度疑慮，表現出對社會科學想像力的缺乏。他們忽略了「需求是發明之母。」整合技術的發展，與其說會引發另一場冷戰，更可能促成一種普遍的，將國防與醫療照護合併的「福利科學」。

奈米技術對研究與經濟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強度，歷史上最近似的類比是資訊技術。也在一個世代間，電腦就普及全球成為知識與財富生產的媒介。如果發展得宜，奈米技術在2050年占有的角色，將可能類似於2000年的資訊技術。

對於整合科技，「管制」應被廣義地理解為，包含對於可能危害與不平等的預期，以及旨在鼓勵相關研發創新的租稅減免與法律保障。由於這些創新具有從根本上重新界定人類處境的潛力，任何管制，均應包含鼓勵與懲罰措施。

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在整合技術發展的角色，主要在於「管制」研究，卻不是去規定其確切時程、或主導支配其發展所需的資源。實際研究的速度與方向，均應留給相關科技領域的專家。

人類表現的邊際進步、往往就能啟動全球創造財富能力的大跳躍，因此「整合技術發展」（converging technologies agenda）將在一個世代內帶來利益。這或許包括減少因疾病帶來的工作日損失，以及增加一兩年能有效工作的年限。